​中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可能性三个标准【1期】

中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可能性三个标准【1期】

自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记录。1978年至2012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0%，城乡家庭收入增长了8%。到2012年，人均GDP达到约5500美元，其中国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人均收入高于美国的20%。2020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30%左右，但面临自2010年代末以来的增长放缓，甚至低于7%，现在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与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相似。有几个国家已经获得了中等收入地位，但随后却未能获得高收入地位。拉丁美洲的例子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它们的增长分别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停滞。旨在评估中国落入类似陷阱的可能性，首先回顾以确定相关标准，然后参考现有证据。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面临增长放缓的情况，

因为它们夹在低工资制造商和高工资创新者之间，因为它们的工资率太高，无法与低工资出口商竞争，而它们的技术能力水平太低，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仅限于特定国家，而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世界银行的《中国报告》（2012）比较了几个国家1960年和2008年的收入水平（相对于美国）。这一分析显示，至少有30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具体来说，在中上收入国家或收入水平为美国的20-30%的国家，也就是今天中国的收入水平，收入增长会更明显地放缓。其他许多研究也调查了与中国有关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研究中国是否真的会落入这个陷阱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任务。然而，有一个困难--确定评估的有效标准。虽然有几个经济增长及其放缓的因素，但几乎没有关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不同的理论存在考虑了每个因素，

并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其稳健性。按照这一思路，本研究为这一任务制定了自己的标准，考虑各种因素，只采用那些被验证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而稳健的决定因素，以及那些与中国特别相关的因素。对一般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重要，但在中等收入国家不重要等人。因此，本研究没有采用这一标准来评估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另外，物质基础设施或投资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很重要，但中国一直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可以说不存在这一因素的短缺。因此，物质基础设施不会成为评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有趣或有意义的标准。本研究确定并论证了三个标准来评估中国最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1）创新和高等教育，（ 2）大企业，以及（3）不平等。这些标准都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中国尤其相关。

例如发现，在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国家，基础机构和中小学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创新和高等教育是重要因素。等人发现，拥有大企业（如《财富》全球500强级别的公司）是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数量的此类公司，因此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某些变量可能继续被遗漏，但仍然是中国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本章在排除了其他几个因素后，从涉及严格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现有文献中找出这些因素。因此，这项研究本身是有价值的。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因此的贡献是，中国在创新和大企业的前两个标准方面表现良好，但在最后一个标准，即中国是否产生增长-平等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型动态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评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的三个标准.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能多种多样，增长放缓原则上可能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此外，正如所指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中等收入经济体为什么以及如何会有不同。因此，由于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不了解，Aiyar等人（2013）考虑了尽可能广泛的因素，如人口状况；制度；以及工业和贸易结构，包括多样化、物质基础设施和宏观金融发展。他们测试了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是否对中等收入国家有特别的约束力。这种方法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本章在选择评估中国陷阱可能性的标准时，也遵循这一方向。鉴于我们的目标是针对中国的，我们也应该确定和论证与中国相关或重要的标准。总之，本研究选择评估标准的依据是，标准因素首先必须通过成熟的研究方法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约束力，

然后必须对中国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此外，该标准在文献中的相对稀有性将更有利于贡献度的提高。因此，本研究采用创新和高教育、大企业和不平等这三个标准。在讨论这些标准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为什么本研究不考虑其他可能的标准，从而证明我们自己的标准是正确的。经济增长中最被广泛考虑的变量之一是“制度”，因此，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在评陷阱时没有考虑这个变量。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制度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这一变量在其稳健性方面受到了批评。例如验证了人力资本而非制度的稳健性。制度变量的另一个问题是，其可以在不同的方面进行测量，如法治这些不同方面的制度也可能只对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有约束力。在这方面，某些研究发现某些制度对中等收入国家不重要。

发现法治是一般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但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并不显著。发现民主变量对中等收入国家不重要，但政治稳定（秩序）对所有收入群体都很重要，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群体。发现体制只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显著，而对中高收入群体，创新和大学教育很重要。这些研究表明，法治和民主对中等收入国家都没有特别的约束力，而政治稳定对每个国家都很重要。这一发现可能证明我们忽略了制度作为评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标准。其他重要因素可能包括贸易和产业结构以及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然而发现，当他们把样本限制在中等收入国家时，产业结构和出口多样化变量的意义消失了，而它们在整个样本中都是显著的。金融自由化是有问题的，发现，在中等收入国家，

金融流入对高水平增加了增长放缓的概率，这与在一些国家观察到的自由化危机的情况一致。Huang等（2013）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结果，即金融压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呈负相关，但在高收入国家却呈正相关。然而，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收入水平，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富国俱乐部，其金融体系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没有对外实行金融自由化。罗德里克（1996）也讨论了金融自由化或私有化作为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增长的前提条件的无关性，他发现东亚的韩国和台经济体在没有这种自由化的情况下达到了高收入水平，而拉丁美洲接受了这种自由化，但未能维持增长。基于此，我们在评估中国时不把金融开放作为一个需要满足的标准。我们也不考虑贸易开放，因为其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并不稳健。

此外，中国已经实现了非常高的贸易开放水平。鉴于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体制、产业和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和金融开放的变量，我们继续考虑可以从生产函数中确定的几个基本因素，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资本是指物质基础设施或投资在GDP中的份额。（2013）发现这个变量对中等收入国家有约束力，但总体上没有约束力。然而，同一研究发现，中国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国在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相当强劲，或在GDP中的投资份额很高。劳动力指的是人力资本，在一般经济增长中是稳健的。然而，当国家被划分为收入群体时，只有高等教育对中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很重要，而中小学教育对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国家很重要。等人（2013）也发现人力资本和创新对中上收入国家很重要，特别是高等教育。鉴于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本研究考虑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创新这一标准。这个创新和大学教育的标准与“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所表达的原始关注最为一致，因为许多研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是由于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了低工资制造商和高工资创新者之间，因为他们的工资率太高，无法与低工资的出口商竞争，而他们的技术能力水平太低，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换句话说，是由创新能力弱导致的增长放缓。世界银行对20世纪90年代改革十年的评估也观察到，可能需要以增长为导向的行动，如技术追赶和鼓励承担风险，以加快积累，并认识到技术创新是许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的最严重瓶颈之一。（2010）还将东亚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认为共识的结果好坏参半，与技术政策和高等教育的革命等政策的缺失或忽视有关。

图9.1A显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研发与GDP的比率。尽管该图似乎表明收入水平与研发与GDP的比率之间存在正相关，但在中等收入国家，或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该比率基本持平。换句话说，在这组国家中，该比率并没有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按比例增加，这表明平坦的关系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正如Lee（2013 ）在同一图表中所指出的。通过研究各国申请的美国专利数量，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初，当韩国的收入水平与巴西和阿根廷相似时，韩国人的美国专利申请数量约为50件，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内（Lee和Kim 2009；表1）。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韩国人的生请迅速增加，是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这些国家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的收入保持相对稳定。

图9.1A 研发支出与GDP之比（2001-2005年平均数）

图9.1B 研发支出与GDP之比（2014-2018年平均数）

2000年，韩国和台的美国专利申请约为5000件，而其他中等或低收入国家，包括巴西和阿根廷，每年的专利申请不到500件。换句话说，较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与较不成功的拉丁美洲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或这两组国家之间的命运逆转）可以用对提高长期增长潜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来解释。尽管本研究将创新和高等教育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来研究，但不平等的因素也需要关注，因为从长远来看，过度的不平等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跟随的开创性工作的文献集中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因果效应，而受影响的另一组文献则强调从收入分配到经济增长的相反因果关系。从收入不平等到经济增长的负因果关系的最常见论点总结如下：(1) 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对再分配政策的需求，从而扭曲了工作和投资的动机。

(2)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减少了积累人力资本和实物资产的机会，因为更多的人受到信贷限制 (3)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损害投资环境，鉴于截面回归都发现各国的不平等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考虑到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和地区不平等，应评估中国不平等的现状和趋势以判断中国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不同的估计表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收入不平等已经明显增加。不平等本身就是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不用说对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正是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即收入不平等和人均GDP有一个倒U型的关系：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同时，收入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当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后，收入不平等开始减少。因此，鉴于中国的目标是声称自己是一个体面的中上收入或高收入国家，不平等也应该得到控制。

最后，大企业在评估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在文献中是相当新的。唯一用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大企业在中等收入阶段及以后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研究是由Lee等人（2013）做出的。他们的研究发现，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拥有的大企业数量不足，这是它们在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大企业的替代品是中小企业。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援助，如1998年至2002年超过100亿美元，2003年为13亿美元。然而，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Beck等人（2005）在控制内生性时，未能证实中小企业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稳固关系。他们发现在不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存在某些正向但微弱的关联，而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则没有意义。

因此，鉴于有证据表明大企业的重要性，而没有证据表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评估中国将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仅次于美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预计中国将支持许多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的大企业。如果中国不能产生相当数量的大企业，很可能不是一个富裕的巨人，而是一个贫穷的巨人。

标准一；创新和高等教育.正如导言中所说，评估中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的一个标准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在充分重视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支持下，达到一定的技术能力水平。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似乎表现良好。在这方面，文献已经指出了中国产业和企业在建立技术能力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几个独特特点。本书第五章和Lee等人（2011）指出，中国的独特特征包括以下三个要素：（1）向外国直接投资公司平行学习，以促进本土公司的发展；（2）强调“正向工程”（大学分拆公司的功能），与韩国和台湾的反向工程相反；以及(3)通过国际并购获得技术和品牌。这三个要素可被视为北京模式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没有被韩国和台湾明确采用（Lee等，2011）。以下是对这三个要素的简要总结。

通过学习外国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中国利用其庞大的市场规模，要求向本地伙伴转让核心技术。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本土制造商出现并与合资企业直接竞争，最初是在农村市场，后来是在城市市场。这个过程被称为“平行学习”【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