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四书》

朱熹与《四书》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朱熹，世称朱子。绍兴十三年(1143年)，14岁的朱熹秉先父朱松遗命，奉母到福建崇安五夫定居，拜“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为师，研读《四书》。

五夫古镇山川秀丽、钟灵毓秀，素有“邹鲁渊源”美誉。

“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学，对《四书》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胡宪更是将长期收集的数十家《论语》解说，以二程论述为主，融汇各家解说，同时附以自己独特见解而成的《论语会义》传授给朱熹。此书为朱熹注释《论语》提供很大帮助。

在他们教导之下，朱子坚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研究中心，研读大量学术著作，为研究《四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晚年朱子回忆当时“读《四书》甚辛苦”，“十七八岁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诵十遍”。

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的基本之典，具有创新性、权威性、深邃性等特点，是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中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子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五经》，即通常说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成为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

中华文化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在尊崇维护《五经》的同时，需要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选择新的文化经典的任务，从唐代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子身上。

朱子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朱子继承二程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形成文化新经典。

朱子用40年时间“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论语集注》引用学者1629条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学者1324条注解。在此期间，朱子还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大学解》《大学或问》《论孟精义》等与《四书》相关的著作，构筑起包括理气论、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内的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出版。但朱子仍不断修订完善《四书》，直到辞世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由此也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诚如钱穆先生所说，朱熹“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亦无不可。”他还在《朱子学提纲》中对朱熹用功于四书学作了简要的总结：“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已在五经之上。”

作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书》追溯到远古，承接炎黄、尧舜、孔孟文化思想，开启疏浚文脉、重建文化的进程，准确体现孔子、朱子倡导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深融入民族精神，内化为民族文化基因，如源头活水，激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