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原本是场官司

“七君子”事件原本是场官司

“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1936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主要负责人的“罪行”。当时，日寇紧逼，但当局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国难日深。文化界名流组织起来，敦促政府抗日。“救国会”影响目盛，有关部门终于扛不住了。两天前的深夜，上海警方逮捕了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拉开了历时一年多的“七君子”事件的序幕……

七君子

　从“复按”二字说起

“七君子”事件通过历史教科书走进国人的集体记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张“布告”，尤其是上面最后一句话：种种谬说均可复按。“复按”，就是复查的意思。需要复查，说明布告的内容还没有最终确定。由谁来复查?由谁来确定?法院!

我们很难想象，印象中那个无比专制的政府，还需要什么法院!还讲究什么法律!然而，“七君子”事件，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必须体现“程序正义”的官司。

经历保释与再次逮捕的曲折，经历羁押过程中的五次侦讯，四个月后的1937年4月3日，对此案的正式审理终于开始。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依《刑法》第10条、第28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对七人“合依《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343条提起公诉。”

我们曾经关注围绕“七君子”事件的种种政治斗争。但不能忽略的是，最终拿来说事的依据，是某某法律的第多少多少条。

法律，是一个告别“莫须有”的政府应有的底线。

最为豪华的律师阵容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每位被告可以同时聘请3位律师作辩护人。“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是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对律师界情况了如指掌。“七君子”聘请了在上海、苏州执业的21位著名律师，组成中国法律史上空前的、阵容强大的辩护团。

在这些律师中，包括诸多“大腕”：曾任旧国会议员、担任过周恩来在天津被捕时的辩护律师的刘崇佑，曾任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的江庸，苏州律师公会会长吴曾善，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的陆鸿仪，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的朝阳大学校长汪有龄，前东吴法学院教授陈霆锐、刘世芳，当过法官的张志让、俞钟骆、俞承修，还有刘祖望、唐豪、鄂森等实力派律师。

这些专业能力一流的律师，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要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1

1937年6月7日，21位律师向江苏高等法院递交了答辩书。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十大罪状”，用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及详实的证据，从法律上逐条进行辩驳。

申请回避　先发制人

6月11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开庭。21位辩护律师身穿“法衣”，在刘崇佑、张耀曾、江庸、汪有龄四老率领下鱼贯而人，在律师席上就坐。审判长方闻及汪珏、郑传缨书记官进入法庭。检察官翁赞年宣布被告到庭，并朗读起诉书。

辩护律师针对庭讯提出二十余条论据，论证被告等组织爱国群众团体，发表爱国言论和主张，是正义行动，而不是什么犯罪行为。审判长一一加以驳回。当律师要求针对起诉书列举的罪名，向有关当事人调查取证时，审判长不予考虑，并示意陪审推事予以驳回，最后宣布时间已晚，明日再开庭辩论，准备结案。

经验丰富的律师们已经看出司法当局的企图：在第二天结审，并随审随判，强迫送返省院。设若如此，被告将处于被动局面。

俞钟骆律师依据民国相关法条，提出申请审判官“回避”的突然袭击手段，先发制人。这样一来，法院必须更换审判长，这需要一定的周期，律师们就可以获得争取主动的时间，避免了第二天的随审随判。众人商议后，由张志让律师连夜撰写“回避状”。

民国法律规定，申请回避须由被告本人提出来，律师不能越俎代庖。6月12日上午，江庸、俞钟骆和李文杰三位律师提早到看守所同沈钧儒等交换意见，他们完全赞同，相继在回避状上签名。

6月12日下午2时第二次开庭，辩护律师已先于开庭代被告将回避状交法院，以致律师辩护席上空无一人。法官猝不及防，不得不停止诉讼程序，宣布退庭。

非向张学良将军调查不可

张学良将军

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新任审判长朱宗周和新推事张泽浦、李岳及书记官坐在法案上。

针对勾结军人发动西安事变的指控，沈钧儒申辩说：“我们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勾结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判处死刑，至少也应判处无期徒刑，但承蒙检察官‘宽容’，用了第六条。起诉书既说‘勾结’，但检察官侦查四月，罪证尚未确实，请检察官彻底调查证据。我宁愿受‘国法处分’。”

这时，年逾六旬的辩护律师刘崇佑老先生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声若洪钟：“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老实说，中国人，有哪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谁敢侵犯这种权利?”

检察官翁赞年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就有召开救国会议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这两条，单凭这两条就可以构成‘危害民国’罪。”章乃器正色说道：“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他的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还希望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让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翁赞年高叫道：“恶语中伤”，并嘱书记官：“记明笔录”。

在检察官连续的“记明笔录”声中，所有辩护律师一致起立，严正道：“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如何定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将军调查不可。”

辩护律师秦职奎绵里藏针地说：“我以做律师26年的经验，总极力避免与检察官作不必要的摩擦。不过，今天我们集体提出要调张学良案的记录作为旁证，这是一个合乎国法与人情的要求!”

这无异将了法院一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了，怎会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在走完向军事法庭调取张学良案记录的程序后，1937年7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的裁决书结论是：保释。1939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撤回了对“七君子”的起诉。这样，这场官司才算真正结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