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争了，《红灯记》原著就诞生在北大荒

2026-01-10 19:49 来源：踏青网点击：

别争了，《红灯记》原著就诞生在北大荒

作者：贾宏图

勿忘先贤点红灯

文/贾宏图

写在前面

火火说：文章很长，却记录一段历史。北大荒的时间沙漏从未停止，指缝间流走的是光阴，留下的是几代人记忆。不轻易想起，却从不曾忘记，北大荒文化影响着几代人，乃至一个国家，请您耐心读下去，这是对北大荒历史的尊重。

现代京剧《红灯记》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剧中的唱段更是耳熟能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都可以哼唱几句。虽然江青之流把这部现代京剧的经典说成是自己“京剧改革”的功绩，但事实是：这部京剧最早改编于电影《自有后来人》，而这部电影的作者是转业到八五○农场的青年军官罗国士和下放到此地的“右派”、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电影编剧沈默君。

（资料片《红灯记》剧照，来源于网络）

这次我到八五○农场采访才知道，关于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原创电影《自有后来人》的作者、作品的产生、剧中人的原型等，因为几经改编和经历的那个特殊时代、这个并不复杂的事情竟变得扑朔迷离。目前有多种说法，甚至否认其产生在黑龙江农垦。

正直的北大荒人当然不能容忍歪曲这件事的真相！垦区知名作家郑加真、原农垦文联主席丁继松都是这部原创的知情人。他们当然要站出来说话了。在《北大荒文化》上我找到了两位前辈的文章。

郑加真先生在《“自有后来人”是怎样从北大荒破土而出的》中说，省委宣传部召开了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会议，充分肯定了黑龙江省拥有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还列举了北大荒版画、电影《北大荒人》、《自有后来人》（《红灯记》是由它改编而来）等等。关于《自有后来人》来源于北大荒这块神奇的黑土地尚在争论之中，它是怎样从历史文化资源升华为文化产品，又是怎样由电影改编成沪剧、京剧《红灯记》的，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事。这里，仅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做些说明，供大家参考。

（作家：郑家真）

郑加真说，在我案头有一份密山原文化局长陈兴良捎来的复印件。这是1991年王景坤（原铁道兵农垦局长，已故）应密山市市委邀请，参加密山市纪念解放45周年活动，在兴凯湖宾馆回忆《自有后来人》形成过程的谈话记录。王景坤说，《红灯记》是后来的名，原来叫《自有后来人》分上下两集。他回忆说，1961年秋天，密山县首任县长傅文忱（又名宋志远，1904年12月出生于双城县）从哈尔滨回密山老家探亲，当时，他接待了傅文忱。王景坤和傅文忱相识在延安，傅是八路军副官处的中尉副官，是军委情报部的，参加革命前是猎人，枪打得很好。从延安回到东北，傅文忱积极参加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当时，中共中央开通了三条中国——苏联秘密国际交通线，以确保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东北党组织与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的联系。密山地区设置的秘密国际交通站有两个，一个是满洲省委密山兴凯湖国际交通站，另一个就是李范五同志领导的吉东特委密山半截河国际交通站，它的路线是：平阳镇——二人班——密山县——白泡子——当壁镇——苏联图里洛格。傅文忱跑的就是这条线，对岸负责接人的交通员是李东光，又名李希才，通河县人，老抗联，1945年8月随苏军回到国内后任苏军驻东安市（现密山市）警备区副司令兼翻译，曾任哈工大党委书记，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获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朱可夫元帅奖章”。

（资料片：国际地下交通站分布图，来源网络）

王景坤回忆说：当时，他邀请傅文忱到八一农大、云山水库看看，并请他做抗联报告。大家听了很惊讶！密山还有国际交通站，还有许多同志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做隐蔽战线的工作。他又说：平阳镇交通站被叛徒出卖，发电机、发报机、密电码被日寇获得，20多人被送到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杀害。王景坤回忆时李东光也在座，证实了傅文忱当年对日寇对叛徒斗争的勇敢和机智，傅的一家三窝人（三代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节是有生活依据的。

（王景坤照片）

王景坤回忆说，大家听完傅文忱的报告很激动，沈默君也在座，他和我讲一定要写出一部好作品来，即《自有后来人》。写作地点：虎林宝东中学、云山水库。关于下集，王景坤说，沈默君让我看过，主要是写李玉和从延安重返密山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工作，其中还有李玉和寻找革命后代的情节。下集由于“文革”兴起而夭折。看来，《自有后来人》的人物故事来源于北满密山国际交通站和傅文忱的原型。郑先生说，电影《自有后来人》是两人合作，第一作者是沈默君，祖籍安徽寿县，1924年生于江苏常州。原军旅作家，大尉，曾被誉为“中国的西蒙诺夫”。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不足10年中，沈默君继《南征北战》后，接连有其独创的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海魂》等多部战争题材的作品问世。1957年他在总政创作室时被错划为“右派”，来到北大荒后，曾在八五〇农场中学教书（驻地宝东），云山水库劳动。

（资料片：当年北大荒画报刊发修云山水库现场照）

据王景坤回忆，“反右”斗争后，王震主动向中央提出将文艺界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要到北大荒来参加开发建设，改造思想。王震多次告诉王景坤，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他们体验生活，发挥特长，能写的写，能画的画。对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丁玲、艾青、胡考，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对聂绀弩、吴祖光、丁聪、陈沂、黄苗子、沈默君等，要安排到局直医院附近，便于生活照顾。正是王震的指示、王景坤的落实，《自有后来人》的历史资源才得以挖掘出来，并点燃了下放劳动的“右派”作家沈默君的创作灵感。

据当年《北大荒文艺》杂志社领导小组组长虞伯贤回忆，他曾经在杂志社接待过沈默君，并倾听了关于《自有后来人》的人物和故事。他和沈默君都是早年参加新四军的红小鬼，谈得投缘，并给予肯定和鼓励。眼下，有关《自有后来人》发证地的说法很多，先后出现过吉林说、五常说、龙江说等。有研究者认为，故事发生地点原型应该是在北安——黑河铁路线上的龙镇火车站（现属五大连池市境内）。如今看来，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了。

《自有后来人》的第二作者是罗国士，1958年转业少尉，在部队是英语翻译。他未扣上“右派”帽子，但属于“中间偏右”，中右分子列入档案，本人不知情。来到北大荒后，也在宝东中学任教，同沈默君相处甚密。他爱好文艺，是《北大荒文艺》和《农垦报》的业余作者。沈默君戴着“右派”的帽子，不便出头露面，故由罗国士执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反复修改，初稿终于完成，最初的剧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1961年底沈默君“摘帽”，1962年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不久，罗国士也来到长影。长影导演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但都不是亲人’的剧本，那就有戏了。”一句话开启了沈默君灵感的大门，联系北满抗联底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人”的故事。作品完成后，取名《红灯记》，一考证与越剧《红灯记》撞车，就改为《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

为进一步修改，沈默君于八九两月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战士座谈，读剧本给他们听，征求意见。就这样，沈默君和罗国士边补充材料，边修改拟就二稿。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自有后来人》。由于两人都是“右”字号人物，编剧不用真名。字幕上写着编剧：迟雨（沈默君）、罗静（罗国士）。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演，一炮打响，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先是上海爱华沪剧团看到在1961年9月的《电影文学》上面发表的电影文学本，就马上拍板改编该剧了。影片公映不久，即由中国京剧院改编为现代京剧《红灯记》，引发全国各地不同剧种争相移植改编，盛况空前。哈尔滨京剧团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京剧上演，叫《革命自有后来人》，长春话剧团改编成话剧叫《红灯记》，全国好多舞台上都有铁梅高举红灯的英姿。当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亲自抓革命现代京剧时，《红灯记》就作为样板戏的“排头兵”红了起来。

然而，“文革”期间，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红灯记》大红大紫时，沈默君和罗国士的名字却无人提及，连笔名（化名）也没有了，成了“集体编剧”。罗国士先受批判，后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关进监狱。沈默君由北京被贬到安徽枞阳县劳动。样板戏《红灯记》变成了江青的“呕心沥血”之作。江青把故事的发生地点从东北移到华北，东北抗联改成八路军。原来《红灯记》是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为背景的，并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从第一次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期的斗争历史，人们很自然要联想到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功绩。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就篡改了《红灯记》故事的历史背景。

已故的老作家丁继松在他的文章《“红灯记”的根在北大荒》说，40多年过去了，应该还事物的本来面目。

《红灯记》的前身就是电影《自有后来人》。最初写的是一个剧本，作者是罗国士。罗国士是1958年春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北大荒的少尉军官。他是湖南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授。罗本人在朝鲜志愿军美军战俘营当英语翻译，转业来北大荒后在八五〇农场先当农工，后任《农垦报》驻场记者，最后被分配到八五〇农场宝东中学当了教员。与此同时，中央文化系统一批“右派”流放北大荒，其中就有著名的电影编剧、《渡江侦察记》、《海魂》的作者沈默君，当时罗国士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吾土吾民》，罗国士与沈默君相识后，知道罗国士正在写一部小说，沈默君说:“如果能写一部剧本就好了”。一日，罗国士与当地群众闲唠时，听说日伪统治时期有一铁路员工一家三代人投身抗日的传说，颇具传奇色彩，十分感人。罗国士立即与沈默君研究，两人都认为这个素材很好，初步确定写一个以抗日为主题的话剧剧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黑龙江日报》上写过一篇《红灯记诞生在北大荒》的文章，引起了哈尔滨一位读者的关注。这位读者多次来电话与我探讨《红灯记》故事的发生地。

（资料片：沈默君）

沈默君是安徽寿县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当过文工队长。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善于编故事，能掌握各种人物的特点，熟悉“戏路子”。但因当时沈默君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不便过多的出头露面。初稿是由罗国士、沈默君二人共同写的。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修改，最后定名为《自有后来人》。

罗国士在家中向八五〇农场人介绍创作始末

1964年夏，我去八五〇农场宝东中学采访罗国士时，他生活的艰辛令人同情。一铺土炕炕头放着一些碗筷，孤身一人以此为家。在我们交谈中，他将《自有后来人》中两个细节告诉我，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一个是李玉和手中那盏红灯的来历。《自有后来人》初稿完成后，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关注，欲将其拍成电影，但必须修改。不久，罗国士与沈默君被邀请到“长影”，住进了著名的“小白楼”。在修改加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全剧中缺少一根红线将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关系串联起来，显得松散。修改出现“搁浅”。一天清晨，曙色微明，罗国士起床外出散步。当他行至铁道附近时，只见在迷蒙烟雾中的铁道上空有几盏红灯在闪闪发光（即信号灯），那红色的光一下子穿透了他的心灵，立即触发了他的灵感：何不用红灯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全剧呢？这既有铁路的职业特点，又具有红色的革命内涵。他想到这里已顾不得散步，连忙赶回住所，将正在睡梦中的沈默君唤醒，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再次修改时便加进了铁梅手中拿着的那盏红色信号灯。

第二个情节是剧中对暗号的一场戏。这个暗号是怎样设计的呢？罗国士说，有一次他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去，听到各种小贩形形色色的叫卖声，猛地勾起他童年时的记忆，即老家卖木梳的小贩与乡亲们的对话：“卖木梳那，卖木梳哪！”“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他立刻回到宿舍，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搬进了剧本。

电影拍成后，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剧作者都用了笔名，罗国士改成“罗静”。此外，《自有后来人》的剧名前面加了“革命”二字，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

“文革”期间，江青等看中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组织人马将其改名为《红灯记》，成为“旗手”的一大功绩，而原剧的作者却销声匿迹，一字不提。正当《红灯记》在全国炒的大红大紫之日，也正是罗国士在虎林监狱受难之时。在监狱中的罗国士竟然突发奇想，写了《红灯记》的续集。续集中人物依旧，铁梅参加了北山“抗联”游击队打击日寇。罗国士曾多次写信给“文革”文化领导小组，结果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文革”结束后罗国士出狱平反，被调至桦南林业局纸浆厂，名为搞宣传实为赋闲。桦南离佳木斯很近，他经常来佳木斯，我们常见面。他对《红灯记》不提他的名字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他与《鹤岗日报》的副刊编辑刘棣华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黑水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离开桦南林业局调至安徽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

丁继松说，最后还要附带说一句，我的那篇《红灯记诞生在北大荒》在《黑龙江日报》刊出后，引起了沈默君的不满，他曾打电话给报社编辑部，总的意思是《革命自有后来人》是他沈默君写的，和罗国士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理会这些，我是尊重历史，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两位老作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研究结果，说明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灯记》的过程，虽然对“第一作者”的说法有所不同，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有所不同，但结论是相同的：《红灯记》的根就在北大荒，就在八五○农场。

这次八五○农场采访，许多人向我回忆了他们眼中的罗国士。

1953年6月，当朝鲜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政治部敌工科工作的罗国士和广大志愿军战士一样从朝鲜撤回国内，他被分配到辽宁凤凰城某军械学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员。后来该校又迁至佳木斯，整编为佳木斯预备军校。

（转业官兵在密山火车站集结，准备奔赴荒原）

1958年3月，乍暖还寒。此时罗国士所在佳木斯预备军校的转业官兵正从密山向八五〇农场挺进，昏暗的天空，刮着强劲的东北大烟炮，站在卡车车厢上的复转官兵冻得瑟瑟发抖，脸象刀割的一样疼痛，雪越聚越厚，汽车不时地打滑、捂车，车上的官兵推车上车，反反复复，颠颠簸簸，车上罗国士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面对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肆虐的大烟炮，罗国士不但没有感觉寒冷，反而对大自然有了新的认识，此时，大自然的力量已被他的生命所容纳并深深地被这片神奇的土地所震撼。

到了目的地，他被分配到王震将军创建的铁道兵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五○农场5分场3队。在农场安顿下来后，他把这次途中的经历写成了第一篇散文发表在自己主办的《农场生活》刊物上，后来《北大荒文学》也发表了此文。

在连队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罗国士勤奋好学，经常点着油灯写稿到深夜，随着稿件质量和数量的提高和增多，在农垦报发表的稿件也多了起来，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科做专职新闻干事，到职后如鱼得水，先后在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农垦报、北大荒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稿件数篇，当时设在虎林的《农垦报》调他为驻场记者。

身上的担子重了，他负重前行，不但没有停下为农场而歌的脚步，而且把《农场生活》办的有声有色，农场出版有困难，他就带着稿子顶着大烟炮步行前往距场部60公里的密山印刷。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一忙一整天，当他看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刊物甭提有多高兴了。

就在他工作如日中天的时候，1960年的大精简运动开始了，他被无情的减到了八五○农场一分场一队从事体力劳动，春种、夏管、秋收样样都干，忙的时候还要挑灯夜战，打场、脱谷、扬场三班倒。虽然如此但还是挺开心，一有时间还是愿意写上两笔。稿子依然能在一些报纸上发表，他感到很欣慰。

1962年，铁道兵农垦局所属八五○农场职工子弟学校成立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农场也在四处寻找能胜任老师职位的人，后来经过同为驻场的农垦报记者张惟的周旋下，农场决定调任罗国士到八五○农场子弟学校任教。闲暇的时候，与同校的陈尔真老师探讨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片段。陈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电影专业人才，对历史和电影制作研究造诣很深。

（农场学校早期托儿所）

当时八五○农场子弟学校设在密虎铁路线的虎林县宝东镇，这个学校大多数是转业官兵和中央机关下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时称右派）当老师，其中沈默君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的电影作品《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早已被广大观众所熟悉。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八五〇农场劳动改造。罗国士正巧和沈默君在同一学校任教，因为有着共同的写作爱好，两人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有关文学、话剧、电影剧本的话题。

这时罗国士已经开始创作小说《吾土吾民》，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文中主人公的设计就是当年罗国士在担任驻场记者时，采访修铁路的修建情况，安置屯的老人和老铁兵及一部分群众说出的抗日时期，鬼子来的时候如何斗争、较量的故事，其中有一对抗日夫妻被日伪军抓走后，其子在村子好心大娘的帮助下成长起来，并能为大人做些事情，后来演绎成一位铁路员工与他的师娘及一位烈士的女儿，祖孙三代，英勇抗日，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后，这个故事在铁路沿线村屯流传开来。经过交流沈默君得知罗国士还有与人合写过电影脚本的经历时，沈默君说“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小说题材创作一部剧本，罗国士说：“可以”，于是罗国士就开始动笔了，沈默君因为是右派，不便于出头露面，就在幕后边策划边指导，两人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在八五〇农场宝东中学就把剧本写成了，起名为“自有后来人”。不久沈默君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搞电影剧本创作。在分手的日子里罗国士被错牵进反革命队伍，在虎林关了14个月，后来又成了监管对象。经常挨批斗，那时农村实行一元化领导，再后来把八五〇农场子弟学校更名虎林市第二中学，划归虎林市管理了。

1969年罗国士作为学校里被看管的对象，在虎林二中的校办工厂石青山白灰厂劳动改造。和大家在一起打石头、烧白灰。他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时常发作，就不能再到工地上去干重活，于是，领导安排他在厨房“帮厨”。尽管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罗国士依然没有停止搜集写作素材，构思了第二部小说《黑水魂》的基本框架。

文革结束后罗国士平反，被调至黑龙江桦南林业局纸浆厂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到安徽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退休后定居深圳。

八五〇农场到罗国士家中采访

2012年2月16日，八五○农场派人专程采访了现定居在深圳的罗国士先生。回想起在农场与沈默君合作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的经历，他说：50年代末，我和沈默君在八五〇农场子弟校（当时学校在宝东）把《自有后来人》剧本写出来后，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关注，打算拍成电影。1962年5月，沈默君就去长影修改《自由后来人》剧本了，由于他对剧情还不是很熟悉，没过多久沈默君来信要我也来长影工作，和他一起修改，但迟迟没有成行，后来沈默君致信牡丹江垦区宣传部，请求郑亢行副部长出面与长影协商。这样一来上下贯通，同时也得到农场的批准，我就带上小说《吾土吾民》的草稿来到长影，与沈默君同住长影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于是我俩不分昼夜开始共同创作并修改电影剧本，修改思路没有变，继续以原创的主人公和故事脉络进行。后来根据剧情需要我加进了密电码，加重了对敌斗争的复杂性，在修改过程中我发现全剧中缺少主线把一家三代人的关系穿起来，融为一体，把十八年的故事缩短到了几天来完成，随着创作难度的加大，我俩都放下了，一晃几天过去，没有任何进展，我有晨练的习惯，每天都起得很早，突然有一天清晨，雾都茫茫，我照常起床外出散步。行至一处铁道附近时，清脆的汽笛声将我的目光引向远方，尽管在迷茫的雾气中，但铁路上空的红色信号灯依然清晰可见，闪闪发光。我怔怔地站在那里，陷入了思考之中，何不用红灯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既有铁路的职业特点，又具有红色的革命内涵。我想到这里顾不得散步，连忙赶回住所，将正在睡梦中的沈默君叫醒，讲述了自己的想法。沈默君听后连声叫好，立即敲定，在再次修改剧本时，便加进了铁梅手中拿着的那盏号志灯，使整个剧情发生了质的变化，剧情更加合理巧妙，人物更加突出鲜活。

剧本《自有后来人》成稿以后，导演于彦夫很满意，很快进入了拍摄阶段，而罗国士也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八五〇农场职工子弟学校。1962年9月份《电影文学》要发表此稿，唐主编是沈默君的老相识，他特地通知沈默君，说：“我们已经了解到罗国士的家庭及个人的政治面貌，按规定他必须化名。”付印在即，来不及去信与罗国士商量，沈默君替他起了笔名罗静。所以，电影剧本的署名迟雨就是沈默君，罗静就是罗国士。

1963年影片上映后，片名仍为《自有后来人》，各文艺团体纷纷进行了移植，哈尔滨京剧院将其改变为《革命自由后来人》上海沪剧团改编为沪剧《红灯记》,不管任何改变和移植，始终没有原创作者罗国士和沈默君的名字，都说是“集体编剧”。

据罗国士回忆：文革期间我厄运突降，先被批判，后以“反革命”罪关进监狱。在监狱中我曾写了《自由后来人》续集。人物依旧，铁梅最后上山参加“抗联”，打击日寇。续集完成后曾寄给当时的“文化领导小组”，结果如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罗国士平反以后，他的长篇小说《黑水魂》。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并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书籍之一，罗老很自豪地对我们说；“本来要写5部，后来由于经历等诸多原因，只出版了两部”，说着罗老兴致地从书房里拿来了已经泛黄的原著《黑水魂》，在我们打开扉页的时候，已深深感受到这部书的厚重和历史的沧桑。

作为晚辈的知青作家，我多么希望当面表达对罗国士这位前辈的敬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你以屈原为榜样，身处逆境，不忘文学之神圣使命，一部与难友沈默君先生的倾心之作，立起一座革命艺术的丰碑。

大业自有后来人，勿忘先贤“点红灯”。

在我写下关于罗国士先生在苦难中创作文学经典的故事时，他于4月20日在香港大学滨海医院告别这个世界了，享年81岁。不知道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向北一瞥，北大荒是他的涅槃之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