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外国友人的抗争

南京大屠杀中外国友人的抗争

贝德士（ＢｅｉＤｅｓｈｉ，ＭｉｎｅｒＳｅａｒｌｅＢａｔｅｓ）；1897～1978；基督徒；男；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宣教学学者。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贝德士不仅救助难民，记录日军的罪行，而且他还善于通过舆论的力量来限制日军的行为。在日军攻陷南京后的第二天，贝德士就给报刊记者提供了新闻稿，日军整整两天的频繁屠杀，大量反复不断地抢劫与对私人住宅肆无忌惮的干扰并对妇女的危害，改变了整个城市的面貌。

在城市的中心，许多市民的尸体布满了整整一个地区。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13日下午和晚上被枪杀或者被刺刀捅死的。贝德士这篇新闻中写下了自己的心声：“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惟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

贝德士在他提供的稿件中措辞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他还是害怕激怒日方，并且对日方的高层抱有很大的希望。贝德士出于安全考虑在致南京使馆信件的副本开头注有“不得出版”字样，这是不想过早的激怒日方，避免难民区遭受大更大的损失。

他曾不止一次以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日本使馆致函，并且附带了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造成无秩序状态的案例，也就是陈述他们所见到和有关民众向他们报告并经他们缜密调查的日军所犯的罪行，希望大使馆注意日军的可耻罪行。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了公函69件，提交日军暴行报告428件。仅12月14日至21日，就12次向日使馆提出抗议，并在照会内附了日军烧、杀、淫、掠罪行，计113案。”

日军向他们许诺，通过调换部队、增加宪兵等措施重整纪律和秩序。然而混乱仍继续，暴乱还在增加，日方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很显然在日本大使馆临近的金陵大学的安全都不能保障，日军大使眼皮底下的暴行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更何况整个南京城。

1937年12月16日贝德士在给日本使馆的信函中提到,请日方注意临近日本使馆的大学财产的公共安全与秩序问题。他们都听到了日本官方的正式声明,日军不愿伤害普通公民。他们希望任何经日方授权的政府不难恢复和平生活,但现在平民的痛苦与恐怖甚为严重。

12月15日——在我们的新图书馆,收容了1500个平民。其中有四个妇女被强奸,三个被抓走,再未回来;一人被抢走,但在邻近贵馆处被日本宪兵释放。士兵此类活动,给这些家庭及其邻里乃至这一地区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与恐怖……我们急切期望军队恢复纪律。”

同时贝德士也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本大使馆写信,揭露日军的暴行,与对日军的宣传通过美国外交部的掣肘,给日本政府施压,其中在1938年1月11日给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中提到,这封信的副本会立即递交美国外交部,作为对日军行事方式的控诉,以及对于针对在美国财产上组建的合法组织之行为进行不法干涉的控诉。

贝德士也不断地给美国大使馆写信,控诉日军的所作所为,特别强调一些侵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无视美国布告和国旗,频繁闯入美国建筑物,做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贝德士想让美国大使馆关注这些事情,从中进行斡旋。

1938年1月14日在给美国大使馆领事阿利森的致函中请求“如果日军不顾法律和我们抗议,每日出入美国财产区为非作歹,我们不得不终止与其友好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已忍受已久,这将是不可宽容的。